在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高峰阶段的历史时期，徽商以“钻天洞庭遍地徽”的活动范围，广泛的市场参与，尤其是以自己和封建官府、封建王朝的关系，铸造了一个封建商帮的辉煌。徽商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胡雪岩，他将商业经营与政治参与巧妙结合，形成了独特的商政谋略，从容斡旋于红顶子、黄马褂和生意经之间，成为一代红顶商人。犹如中国近代商界的一颗流星，胡雪岩从封建社会晚期暗淡的天空中一闪而过，并未能够续写徽商的神话。研究胡雪岩，有助于后人探寻封建商人兴衰浮沉的原因，以供当代的经营者引以为戒。
一 胡雪岩生平
胡光墉（1823－1885年），字雪岩，安徽绩溪人，客籍浙江杭州。其父亲名鹿泉，号芝田，自幼喜欢读书，成年后有高士之风，隐居不仕，母亲金氏，生育四个儿子，胡雪岩居大，下有月桥、秋槎、鹤年三个弟弟。胡雪岩十二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后来迫于生计，由亲戚推荐，告别寡母，经“浙皖古道”至杭州“信和钱庄”当学徒。由于他诚恳、勤快、活络，所以三年师满，就立柜台，成了这家钱庄正式的伙计，后来，又获得东家和“大伙”（相当于经理）的器重，分管“外场”。“外场”俗称“跑街”，主要是从事联络客户、放款和兜揽存款的业务。
胡雪岩的发迹始于他对王有龄的知遇之恩。王有龄，宇雪轩，福建侯宫人。因其父亲死于浙江任上且为官清廉，致使妻儿有家难归，滞留杭州。胡雪岩偶遇王有龄，见其谈吐不凡，存心与之结交，便冒险将他讨回的一笔“死帐”，五百两银子，送给王有龄入京师活动官职。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，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，当了粮台总办。再说胡雪岩借钱于王有龄后即被赶出钱庄，先是在朋友的帮助下“开了一家米行”，待王有龄发迹后，依靠王有龄的关系，“利用浙江海运局借支20万两白银，开办了‘阜康银号’，走出了白手起家做生意的第一步”。太平天国乱时，胡雪岩初受王有龄的倚重，不仅委办粮械，又综理潜运，尤其他“素敢任事，不避嫌怨”，备受王有龄的信任，“凡解粮晌，必由胡某汇兑”，胡雪岩一时炙手可热，财富也大量累积。如陈代卿在《慎节斋文存》中称：“王取前假五百金加息偿之，命胡辞旧主自设钱肆，号曰‘阜康’。王在粮台积功保知府，旋补杭州府，升道员，陈桌开藩，不数载简放浙江巡抚。时胡亦保牧令，即命接管粮台，胡亦得大发舒，钱肆与粮台互相艳注。胡又喜贾，列肆数十，无利不趋，兼与外洋互市，居奇致赢，动以千百万计。”这里记载了胡雪岩资助王有龄，托庇官场并取得了巨大经济利益的回报，即亦官亦商、官商结合的发迹之始。
除王有龄以外，胡雪岩又与左宗棠结为莫逆，使他得以迅速崛起。左宗棠（1812－1885年）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阴人。1862年1月23日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），经统辖苏、皖、赣、浙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、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保荐，左宗棠继失城自缢的王有龄而任浙江巡抚一职。左宗棠所部在安徽婺源时“晌项已欠近五个月”，饿疲致病及战死者众多，“士卒病者愈半，物故者亦近千人。”此番进兵浙江，更是缺粮短饷、困难重重。正当他愁眉颦蹙之时，胡雪岩把握时机，在粮饷供应、购买国外机器设备及药品等方面，给左宗棠提供了极大的资助。随后，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办理洋务，在左宗棠出征、与阿古柏等分裂势力逐鹿于西北蛮荒之地时，胡雪岩精心选购西洋军火，奔走筹借洋款，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。胡雪岩的种种努力获得了左宗棠对他的信任和器重，曾在书信中多次提及“江西补用道胡光墉，自臣入浙，委办诸务，悉臻妥协。杭州光复后，在籍筹办善后，极为得力，其急公好义，实心实力，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。”“胡雪岩，商贾中奇男子也。人虽出于商贾，却有豪侠之概。前次浙亡时，曾出死力相救。上年入浙，渠办赈抚，亦实有功桑梓。”鉴于胡雪岩筹饷、筹粮业绩卓著，1878年5月15日（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）左宗棠郑重上了《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》，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运局务、购枪借款、转运输将、力助西征的劳绩，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、甘肃、直隶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，“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，凡西北备觅不出者，无不应时而至，总计亦成巨款，其好义之诚，用情之挚如此。”在左宗棠的力荐下，清廷授予胡雪岩布政使衔（三品），赐二品红顶带、穿黄马褂、紫金城骑马等荣誉，成为有清一代最著名的“红顶商人”。此后，胡雪岩凭借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，斡旋于红顶子、黄马褂、生意经之间，构筑了以钱庄、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，开设了国药号，迅速积聚起上千万财富，一举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。费行简《近代名人小说》论及：“同治间，足以操纵江浙商业，为外人所信服者，光墉一人而已”。实际上，胡雪岩的影响所及又何止江浙一隅！由于胡雪岩身份特殊，资金雄厚，经营网络遍布全国大埠，所以“一切商贾，莫不仰其鼻息，尊之曰财神，以其能左右市面也”。其影响也不限商业一域，连国家财政都赖其调拨，《异辞录》载：“国库支绌有时，常通有无，颇恃以为缓急之计。”
古语有云：“福分，祸所伏也。”19世纪20年代，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丝织业中的应用，带动了西方各国对蚕茧和生丝需求量的急剧增长。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列强以上海为基地，设立茧行、丝行、开办丝厂，加紧掠夺中国的蚕茧丝业，倾销洋货，在丝绸业中营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网络。由于有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，到20世纪70、80年代，洋商日益掌握了丝价的主动权，通过抑价收购榨取中国蚕农的血汗、打击经营丝业的华商。针对洋商操纵中国利权、华商无能与竞的现状，胡雪岩表现出强烈的不满，他凭借官方“铁硬”的靠山，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，于1882年新丝上市时，出资2000万两，派人把江浙一带的新丝全部包买，使外商“欲买一斤而莫得”，试图通过控制货源垄断居奇。结果，有一段时间的确出现了“市值涨落，国外不能操纵，农民咸利赖之”的振奋人心的局面。然而，他以一己之力，最终难以抗敌，在外商的联合抵制下，致使大量的新丝积压在库房里，浩大的资金无法周转。加之，此时左宗棠与清廷股肱大臣李鸿章的矛盾开始激化。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李鸿章在上海官场的一些心腹受李鸿章示意，先后“放风”称：“胡雪岩的蚕丝已卖不出去，洋人已占上风”、“胡雪岩贷款的洋债已到期，现在他已无法偿还，其钱庄经营面临崩溃”……有道是“三人成虎”，谣言四起，胡雪岩的钱庄出现了“挤兑”风潮，现银很快被提空。1883年12月1日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，消息传开，扬州、福州、宁波、镇江、汉口等地的分号纷纷倒闭，两周之内，44家阜康分号破产，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挤兑风潮。胡雪岩的金融机构遭到挤兑之日，清政府不念他的劳绩，而是落井下石。在王公大臣联合上书要求下，光绪下旨，不仅查抄了胡雪岩设在北京的钱庄，还飞咨各省，封闭了胡雪岩所有的银钱号。接着派人抄没了胡氏所有的产业，同时下旨革除了胡雪岩的顶戴，伤刑部“捕拿治罪”。刑部接到上谕正准备捕胡雪岩治罪，命令未达杭州，胡雪岩已于光绪十一年(1885年)十一月一日忧愤而殁。
二 胡雪岩成败原因
胡雪岩虽为商人，但他的发迹、鼎盛与失败都与封建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这种“官商结合”的现象也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。传统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，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作为封建政治势力的代表，掌握着小民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，他们为了满足私欲，公然把权力当作衍生财富的工具。而商人所处“四民之殿”的社会地位及其在流通领域的不稳定性（除出门人身安全、买卖亏本等风险之外，更有各地局卡的勒索、地痞流氓的欺诈、土匪盗贼的掠夺等）决定了他们需要寻求超经济的力量——政治势力的庇护，否则，就会受到各种打击和排挤。因此，官商勾结，甚至官商一体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经济史上一直是一个显著的特色。到晚清末年，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的萌芽和发展，现代意义上的寻租活动随之滋生，胡雪岩式的弄潮儿也就应运而生地站上了社会腐败浊流的潮头。
胡雪岩在杭州钱庄做学徒，粗通文墨，三年后满师升为钱庄跑街，主要为候补、捐班的官吏做放贷生意。独特的职业使得他洞明官场内幕及官吏们的“特殊作用”，为了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从资助王有龄起，到投靠薛焕、何桂清，结交左宗棠，他匍匐于官权之下，施展各种手段结交官场。晚清政令废弛，官吏索受贿赂现象非常普遍，所谓“衙门堂堂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”胡雪岩“孝敬”官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吸储他们的赃款代为营运，让他们坐收厚利。早在太平天国时期，胡雪岩就接受清军官兵的存款，这些钱财多是在攻城掠夺中得来的不义之财。随着战局的推进，“诸将既得贼（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的诬称）中镃货多，而克城皆置局榷税，饷入亦丰，莫不储之光墉所。”到左宗棠镇压陕甘回、捻时，“肆中湘人存资过千万”。后来，胡雪岩的钱店开遍南北，各省大吏、京城显贵纷纷到胡雪岩处存私款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䜣（1832－1898年），协办大学士文煜及福州布政使沈保靖等。胡雪岩接受达官贵人的存款，使这些人有一个转移赃款的避风港，还可坐收丰厚的利息，而胡雪岩也通过与这些特殊储户的交往，获得了大官的支援，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，扩大了钱庄的影响。
胡雪岩的衰败，有多种原因。从表面上看，是由于他野心过大，急于扩充，出现决策性失误，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，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、公济典当、胡庆余堂等纷纷关闭。据民国《杭州府志》记载：胡在“光绪九年以丝业为西商所持，大折阅，所营商业皆败，人争惜之。”胡雪岩在给子嗣的亲笔遗嘱中也指出自己“做丝生意亏本，累及公款，又累私款。”可见，经营生丝与外商竞争失败是胡雪岩破产的直接原因。另外，胡雪岩后期生活奢靡，置万亩良田，百房妻妾，肉欲人生，纸醉金迷，如李宝嘉《南亭笔记》载：“每晨起，取翡翠盘盛青黄赤白黑褚宝石若干枚，凝神注目之，约一时许，谓之养目，洵是奇闻。……胡有妾三十六房，以牙签识其名，每夜抽之，得某妾乃以某妾侍其寝。”这也是促使胡雪岩败亡的原因之一。但从根本上来说，胡雪岩的失败归因于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。在关于收复新疆一事上，左宗棠与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曾产生过分歧，李鸿章主张听之任之，只求不伤元气，左宗棠则认为要尽快扑灭硝烟、平息浩劫。看起来是“海防”与“塞防”的分歧，是两个人的辩论，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，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。胡雪岩靠王有龄发迹，王有龄在与天平天国作战中战死之后，胡雪岩又与德馨、左宗棠等大员往来亲密，自然得罪了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，身不由己地深陷于官场斗争中，成为官场瓜分的牺牲品。高阳先生在《全传》后记中所说：“胡雪岩是李鸿章与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力，争议发展路线下的牺牲品。”
三 胡雪岩对后世的警谕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胡雪岩不失为近世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商人。他长袖善舞，生意庞大，但对世界知之甚少、又不明商学；他牟取暴利，却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；在借洋款、买洋枪等活动中，他似乎扮演着买办角色，但在与外商的丝茧大战中，他分明又是散发出民族之光的一个悲剧英雄！因此，对于胡雪岩，后人既不能夸大其词、妄加美化，也不能恣意批驳，全盘否定，而应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给予客观的评价，总结其成功的经验、失败的教训为今世借鉴。
综观胡雪岩六十余年的人生道路，他是我国19世纪中期商界、政界中值得肯定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，更是浙江和安徽一位不可多得的历史名人，其历史功绩主要表现为：首先，胡雪岩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，他帮助左宗棠加强海防，并协办福州船政局；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，力助左宗棠开发大西北；购运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左军，及时收复新疆。其次，胡雪岩推行慈善事业，为国为民做了一系列善事。据左宗棠估计，胡雪岩在19世纪70年代个人捐赠白银已达20万两。此外曾于同治、光绪年间两次东渡扶桑，出高价从日本购回我国流失在海外的古铜钟十四五口。第三，胡雪岩勇于与拥有殖民特权的洋商在商场短兵相接，虽以失败告终，但闪发出争回利权的光亮；第四，在工商活动中，积累了一套颇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经验，这是留给后世的珍贵的经营文化遗产。
人类社会的历史宛如一条奔腾不息、永往直前的河流。逝者如斯，不再重现，然而，如同“抽检斩水水更流”一样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智慧，积淀于人类的思维中，正如周恩来同志生前所说的：“历史对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就像记忆对个人一样，一个人丧失了记忆，就会成为白痴，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，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。”珍视先行者的遗迹方能引古筹今。犹如中国近代商界的一颗流星，胡雪岩从封建社会晚期暗淡的天空中一闪而过，其沉浮兴衰、跌宕起伏的人生，应为后人所省所鉴。第一，商人荣枯，系于国运。胡光墉作为一个封建商人，为封建王朝鞠躬尽瘁，可以显赫一时，但在整个国家社会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形势中，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侵凌，也终于不得不败下阵来。胡雪岩的悲剧说明，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，商人纵有很大的能耐，也难免横遭厄运。第二，以往鉴来，取彼之长。在胡庆余堂殿堂中悬挂着“戒欺”与“真不二价”两块牌匾。“戒欺匾”，正面对着坐堂经理的位置朝里而挂，作为胡庆余堂国药号的店训。同时又在《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·序言》中告诫大家：“大凡药之真伪难辨，至丸散膏丹更不易辨!要之，药之真，视之心之真伪而已，……莫谓人不见，须知天理昭彰，近报己身，远报儿孙，可不敬乎!可不惧乎!”以此达到保证药品质量，销售地道药材。因为“戒欺”诚信，胡庆余堂最终击垮了杭州两家老字号“许广和”与“叶种德”，成为独步江南、生命远播京都的大药店。另外，胡雪岩急公好义、大办义举，把经商与为国纾难联在一起，曾为西征大军捐药捐衣，向贫苦百姓施粥施衣，还开办“钱江义渡”，等等。在商业运营中能够知人善任、以利激人。显然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重温胡雪岩“顾客乃养命之源”、“戒欺”、“真不二价”的精神，学习他爱国爱民的思想道德及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仍是很有必要的。第三，戒骄惕浮，更新素质。胡雪岩的悲剧固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，具有历史必然性，但这并不排斥个人素质所起的催化作用。身处西学东渐、传统与近代化急速递嬗的胡雪岩徒有与洋商一决雌雄的勇气，试图凭借封建势力的支持，而没有努力学习或者甚至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商学的重要性，其骄奢淫逸的私生活也消磨着他的进取心，消耗了大量本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，这些为当代经营者提供了反面教材。
“成也官商，败也官商”，胡雪岩一生经营的事业在极短的时间内尽付东流，换来的，只是当世人的叹息，繁华过后仅留有杭州元宝街的故居在风雨飘摇中记录其凄凉与落魄。当然，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的兴衰沉浮史不只是胡雪岩个人的人生悲喜剧，它更是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商人的惨淡经营史。胡雪岩的兴起，既说明封建小农经济在近代化的压力之下日趋瓦解，社会分层面临着一次新的调整；又表明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商人阶级，商人不过是官僚的依附者，他们的商业活动必须在专制体制下运作，而不可能诞生现代意义的公平竞争，也不可能有商业的真正兴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