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徽商在杭州(三)

绩溪山人

三、徽商活跃于全国各大城市，“徽之富民尽家于仪（真）、扬（州）、苏、松、淮安、杭、湖诸郡。“他们之所以能在各地站住脚，是由个方面因素造成的。首先，徽商大都具有一定文化，能适应环境并发展其事业。徽州素为文献之邦，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地方，素有重视文化教育事业。徽商不仅具有较丰富的商业知识，而且还有较丰富的地理等方面知识，他们较早地从环境熏陶了从商求富的观念，不同于一般商人。如徽商张翰，”淹负经史，……为士林所推崇。……（后）修故（商）业而息之，资日以饶。“又如汪道昆的祖辈，也都是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商人。
　　有了文化易于接受新事物，有了知识则善于从各个方面去熟悉商务。《（嘉靖）徽州府志》卷二《风俗》中曾指出徽商不同于一般商人的地方，即：“善识低仰，时取于，以故贾之所入，视旁郡倍厚。“清人也指出：”黟人近始学远游，亦知权低昂时取予，岁收贾利，然其家居务俭啬，与贫瘠者等。“明清以来，徽人素不以商为末业，认为它是有”心计“者才可以为之。如江终慕，”翁生三岁而父卒，依兄奉母吴以居。时家祚中落，茕然无以生也。翁年十二三，即从兄屠酤里中。稍长，从兄如钱塘。其在钱塘，日坐肆中，售米盐杂物，兄弟服勤如初。而母甘旨常苦不克，翁乃叹曰：“丈夫当观变，察低昂，立致富贵耳，安能久为琐琐乎。遂辞其兄，北游青、齐、梁、宋间逐什一之利。久之夏还钱塘，时已侠重资伟大贾。”他就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。
　　其次，徽商具有不怕艰苦，无远而不届，无微而不至的求实精神。《（万历）歙志》云：“其货无所不居，其地无所不至，其时无所不鹜，其算无所不精，其利无所不专，其权无所不握”这真实惟妙惟肖\淋漓尽致的描写,生动地刻划了徽商从商生财之道/
　　第三,恪守商业条规,有较好的商业道德。“唯利是图”、“贪财轻义”或“见利忘义”是一般商人的本质，徽商也难完全脱其臼，但有些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徽商，他们则注意恪守商业条规。如歙县王友权，“客居钱塘，悉友名硕，与人交易，不较小利，故江湖推重。”鲍直润，“贸易不占小利，或以为言，大父曰：‘利者人所同欲，必使彼无图，虽招之将不来矣’。缓急无所峙，所失滋多，非善贾之道地。人服其远见。尚志公晚年，事皆委任焉。”
    第四，慷既好施，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，能与侨寓地居民建立和睦邻里关系。如，徽盐商汪廷俊，“慷慨好施，以缓急告之者靡不应。康熙中，浙遭闽变，道路流离，廷俊首先创捐，收赎子女，务使完聚。交友诚信，遇人过则情恕理遣。同舍生窃其金而去者，廷俊知其名，绝口不扬。时咸谓陈太邱之盛德，王彦方之长厚，兼而有之。“汪尚广，”客武林时，开商籍，浚远河，立义仓，修道路。“有如程绍文，”偕汪文演、吴云风，建崇文书院。“
    第五，徽商善于利用血缘、地缘关系，形成地方商人集团。随着徽商在杭州侨寓人数的增加，他们携亲带友，居住在一起。如在钱塘江畔就有一个徽州塘，此既“徽商登岸之所，即所谓徽州塘也“。他们还热衷于置义产、办会馆、公所/如叶道传，”创建宗祠于虎跑大路旁圣安山下，捐置盐券巨额，作为义庄，族党感德。“在候潮门外有”徽国文公祠，即徽商木业公所也，乾隆间创自婺源江扬言先生。“在塘栖镇上也有新安会馆。这些会馆、公所具有同业行会兼同乡会性质，借以团结徽人，保护同乡同业的利益。